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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进展

内地强制隔离戒毒转型之困

《凤凰周刊》2014年第二期,记者谌彦辉

导读:为避免强制隔离戒毒重蹈原强制戒毒、劳教戒毒异化的覆辙,学者建议强制隔离戒毒场所脱离公安机关或司法行政体系,将其归属于侧重吸毒者病人、受害者身份的卫生行政部门,将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作为一种特殊的医疗机构。

吸毒是一种病,他们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惩罚。”20131210日,云南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所长李建华在中国红丝带北京论坛上呼吁,当前需要重新审视强制隔离戒毒政策并探讨新的应对策略。

作为中国第一批戒毒工作者,李建华在研讨会上反复强调:“‘吸毒成瘾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帮助这部分人的有效办法是采用经过临床证明有效的药物并结合心理、行为和社会的综合性治疗方法,而不是对他们实施惩罚监禁

对吸毒成瘾者采取强制隔离戒毒,是目前中国戒毒体制的主体。李建华说,但他很快又把话题一转,提醒论坛参加者面对这一政策成效甚微的事实。他援引数十年的实践证明,过去这种对吸毒成瘾者采取强制戒毒的政策收效甚微,近年吸毒者人数不降反升,并且日益威胁到被强制隔离者的健康。

20123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等12个联合国机构联合发布《关闭强制拘禁戒毒中心和康复中心的联合声明》,呼吁存在强制拘禁戒毒和康复中心的国家应毫不迟疑地关闭这些中心,释放被拘留人员;并在社区为需要这些服务的人,在自愿、知情基础上,为他们提供适合的卫生保健服务。目前已有一些国家意识到这种强制性拘禁戒毒潜在的消极影响,并着手寻找替代方案。但内地官方尚无明确表态。

如果我们完全不理会联合声明,这意味着我们无视现行政策事倍功半的事实。李建华注意到,目前中国以强制隔离戒毒为戒毒主要手段的现状仍未改变。

强制戒毒机构的继续存在让内地不少专家深感担忧。20136月初,云南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所长李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教授等联名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了一份建议书。我们建议这些强制隔离戒毒所转变为药物依赖医疗、关怀和康复中心。李建华说。

这份建议也很快引起与会专家、学者和官员的瞩目,他们就如何推动现有的强制隔离戒毒所转型升级纷纷建言献策,李建华则希望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将这份建议提交到全国两会上。

强制戒毒变迁

强制隔离戒毒制度肇始于200861日,当天,2007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禁毒法》正式实施。

此前的强制戒毒分为公安的强制戒毒和司法行政的劳教戒毒,《禁毒法》将二者整合为强制隔离戒毒。

对贩毒和吸毒,中国政府一直采取高压打击的政策,并认为这样可以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

早在1981年,国务院就发出《关于重申严禁鸦片烟毒的通知》,明确规定对于吸毒成瘾者由公安部门组织强制戒除。

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禁毒的决定》,其中第8条规定,对经过公安机关强制戒毒后又复吸的吸毒成瘾者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毒瘾。这使得劳教所同时兼有强制戒毒的职能。

通常,吸毒成瘾者被送进公安机关主管的强制戒毒所,戒毒期限为36个月,而实践中一个完整的戒毒过程包括生理脱毒、心理脱毒和善后辅导三个阶段,若彻底戒除毒瘾则须在无毒的环境中接受至少3年的心理治疗。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姚建龙指出,相对来说,劳动教养场所能提供较长的戒毒治疗期,但劳动教养一般针对教育改造违法和轻微犯罪人,主要收容对象包括抢劫、盗窃、诈骗、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者。由于吸毒人员并不构成犯罪,对这部分人实行劳动教养缺乏法律依据。

《关于禁毒的决定》出台后,大量吸毒成瘾者被送往各地劳教所。据2005624日《人民日报》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劳教场所开始收容吸毒成瘾人员。截至2004年底,已累计收容戒毒人员58万余人。

由于对其他违法类型人员予以劳动教养的限制日益严格,普通劳动教养人员数量普遍出现大幅度下降,而吸毒劳教人员的数量不断上升。

当时,吸毒人员成为了劳动教养对象的主体。姚建龙说,许多省市劳教所吸毒劳教人员超过70%,甚至占到了90%,全国平均可能超过2/3

200712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禁毒法》。劳动教养这种自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颁布以来最重要的一种矫治吸毒者的措施,没有在《禁毒法》中出现。如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劳教戒毒将无所依托。

2011626日,国务院公布实施的《戒毒条例》,全面规定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等戒毒措施的责任主体、工作机制、戒毒人员的权利义务以及保障措施。其中,自愿戒毒被认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重惩罚、轻戒毒

家住云南省开远市的高强曾是一位瘾君子,过去10年间,多次被强制戒毒的经历让他不堪回首。

戒毒并非像外界宣传的那样。在高强的印象中,戒毒所大多条件简陋,你看不到任何康复训练设施,也没有配备经戒毒业务培训的医疗队伍。他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些在戒毒所的日子,没有任何辅助的药物治疗,强制戒毒变成了活生生的干戒。

高强经历过四次劳教戒毒,现实中的劳教戒毒和劳动教养并无太多区别,其强制戒毒措施的性质也并不明显。你在劳教所里不是戒毒人员,而是劳教人员。他说。

无论在戒毒所还是劳教所,让戒毒人员印象最深刻的是康复劳动训练。这种康复劳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各地公安机关为解决戒毒经费来源开始组织戒毒人员参加劳动生产创收。

刚开始,这些康复劳动大多在室外进行,云南农场多,戒毒人员要抢收水稻、甘蔗等农作物。从种到收,几乎包揽所有的农活。到2000年以后,这种康复劳动逐渐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的手工加工为主,最常见的是加工人造宝石。

据多位吸毒成瘾者介绍,他们每天早上7点起床,8点开始干活,一直到下午5点半吃晚饭,然后接着加班到深夜十一二点。中途没有休息时间,上厕所也得小步跑。收工回到号房里别说洗澡,连洗手都要动作快,否则只能带着一身臭汗睡觉。

大家都拼命地干活,不然就没时间去完成生产任务。高强称,戒毒所制定了一套奖惩和激励机制,完成生产任务的戒毒人员可获得减期,可提前出所。活没干好,每天的生产工分保不住,戒毒期限还会延长。

长时间的劳动使得戒毒人员根本没有时间接受心理康复治疗。东珍人权教育中心(专注于公共卫生领域的NGO组织)降低危害项目经理王文也曾吸毒15年,2005年他开始关注降低毒品伤害,与近千名吸毒成瘾者交流戒毒所的生活,他发现戒毒人员都有繁重的生产任务,真正能够获得综合性治疗和训练的人凤毛麟角。

大多数强制隔离戒毒所显然更注重劳动创收,王文称,康复劳动训练给戒毒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一些戒毒所每年可以创收近千万元。这使得更多的戒毒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顾戒毒人员的身体状况,不断增加戒毒人员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而戒毒人员从中只获得象征性的劳动报酬。每个月8元零花钱,够买一包洗衣粉,一只牙膏还有一卷卫生纸。高强说。

强制戒毒所偏离了其核心职能——挽救吸毒成瘾者。姚建龙认为,强制戒毒所和劳教戒毒所实际已异化为惩罚为主的场所,甚至是经济生产单位。

在很多吸毒成瘾者的印象中,挨打是家常便饭。在中国的强制戒毒机构中,警察对吸毒成瘾者进行同类人管理同类人的办法,这使得内部牢头狱霸滋生横行。不少吸毒成瘾者时常被牢头狱霸欺负,甚至是被殴打、虐待,有的还被致残。

2004年,中国政府开始规范强制戒毒所和劳教所,禁止体罚和殴打,但牢头狱霸对戒毒人员实施暴力和侵吞私人财物的现象并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王文认为,当前强制戒毒机构对戒毒人员变相体罚的现象仍然存在。

每次走出戒毒所大门的那一瞬间,高强仿佛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为了不再遭受这种折磨,他只想远离戒毒所。但出来不久,他又被送进了劳教所。

高强说,戒毒后干什么?那个时候看不到希望,找不到一个方向。很多吸毒成瘾者心情烦闷,身边又有不少粉友,他们很容易接触到毒品。

强制戒毒的方式无非是把毒瘾暂时隔断而已,并非真正戒断,他脑子里的病并未痊愈,一旦有机会马上复吸。李建华说,目前强制戒毒人员的复吸率高达90%以上。

强制,还是自愿

我们都是被直接抓进去的,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许多吸毒成瘾者对这种强制戒毒充满了憎恨,他们害怕再遭受这样痛苦的折磨。

6年前,高强最后一次从强制戒毒所出来后便痛下决心,不再沾染毒品。和他一样,越来越多的瘾君子选择自行戒除毒瘾。

国家也鼓励吸毒成瘾人员自行戒除毒瘾。高强说,2011626日颁布实施的《戒毒条例》规定,吸毒人员可以自行到戒毒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对自愿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对其原吸毒行为不予处罚。

目前,各地相继建立了一批自愿戒毒所,除了卫生部门和社会力量开办的自愿戒毒机构以外,2007年又出现了依托强制戒毒所和劳教戒毒所开办的戒毒康复中心。

李建华在云南最早尝试为吸毒成瘾者开设美沙酮门诊,让他们自愿接受治疗,从而控制毒瘾。美沙酮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麻醉药品,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之一,目前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戒毒治疗。

云南现有68个美沙酮门诊,每天平均有一万人左右在服药。李建华说,吸毒成瘾者每天最高付费不超过10元,有的县市则实现免费服药。这种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目前已推广到全国,截至2011年底,中国药物维持治疗工作已经扩展到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38个社区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开诊,累计治疗病人34万多人,门诊平均在治人数为190人。

每年自愿接受治疗的吸毒成瘾者已近10万人次。李建华建议,政府应大力支持民间组织举办这种药物依赖治疗服务,开展自愿戒毒业务。在他看来,当下应逐步改变以强制隔离戒毒为主导的现状。

这里没有紧锁的铁门,也没有站岗的民警,更不会把我们当犯人看待。高强说,吸毒成瘾者在自愿戒毒机构康复区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每天可以和家人通电话、随时接受家人来访。

但大多数吸毒成瘾者却只能望而却步,因为这里治疗费用很高。高强说,吸毒者都是抛家舍业,因常年吸毒致贫,完全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戒毒费用。据了解,广东省自愿戒毒中心一个疗程平均戒毒费用13000多元,每个疗程15天,也只是完成戒毒道路中的第一步——生理脱毒。这笔戒毒费用并未纳入医保体系,而在强制戒毒所里,一切费用是由政府全部包揽。

近年不断有媒体披露,自愿戒毒机构的入住率一直偏低,长沙一家自愿戒毒机构入住率不及30%,而成都一家戒毒康复中心有300张床位却只有18人入住。北京天堂河戒毒康复中心300张床位最多只住了五六十人。一批自愿戒毒机构日渐萎缩,南宁目前仅存两家,杭州仅剩一家。

一些自愿戒毒机构为了防止经济亏损,对毒瘾没有戒除者也允许出院。而服用一定时间的美沙酮后,吸毒者应逐步减量,但有些地方医生为了盈利没有这么做,造成美沙酮滥用现象。姚建龙调研发现,不少吸毒者在禁毒风声紧时自愿来戒毒所,以避免被强制戒毒,这使得自愿戒毒所对戒毒人员的管理陷入尴尬的境地。自愿戒毒所成为他们来去自由的庇护所。个别自愿戒毒所还发生向戒毒者出售毒品的恶性案件。很多自愿戒毒所实质上无法控制毒源,吸毒成瘾者边戒边吸的情况并不少见。

新设置的社区戒毒机构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姚建龙认为,居委会、村委会等有关基层组织通过一纸社区戒毒协议,加上批评、教育的手段很难对吸毒人员监管到位,社区戒毒实际上靠戒毒人员的自觉性来进行行为控制。这种在不脱离原来生活的社区环境中戒毒的方式,吸毒成瘾者恐难以保持操守。

此外,目前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的医疗、活动配套设施不足,必要的经费难以落实到位,专业治疗人员和社会工作者也极度匮乏。按照现在的状况,强制隔离戒毒所不可能立即被关闭。姚建龙说。

推动强制隔离戒毒转型升级

20135月开始,辽宁、湖南、江苏等地一些劳教所纷纷挂上了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牌子,开始对外接收强制戒毒人员。江苏省司法厅还打出了职能转换、主业转型的口号,迄今为止,该省劳教所全部实现了向强制隔离戒毒的职能转型。

目前,各地劳教机构转型正逐步加快,一些劳教所内新建假山、花园等休闲场所,增设医疗康复训练、心理辅导中心,同时集中劳教民警学习《禁毒法》、戒毒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戒毒矫治业务培训。

近年来,不少强制隔离戒毒所实际已开始为吸毒成瘾者提供药物依赖治疗和心理社会康复。有的还引进行为矫正和心理康复方法,让戒毒人员得到更多心理康复活动和社会支持。

但是,目前绝大多数强制隔离戒毒所仍受到投入低、人力资源匮乏的困扰,戒毒治疗大多停留在脱毒治疗阶段。李建华指出,现有强制隔离戒毒机构普遍缺编,不仅缺乏警力和医护人员,更缺乏进行行为治疗和心理康复的专业人士,受过系统药物依赖治疗培训的人员也十分有限。

据了解,国内的大专院校里开设戒毒康复专业的为数不多,长沙民政学院曾经开过几期,后来因报考人数过少而不得不将该专业停办。而目前强制隔离戒毒所主要从事心里治疗、戒毒康复训练的民警大多半路出家。由于缺乏专业人员,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机构在进行吸毒者心理治疗和行为矫正的研究与实践,也有少数几个机构在进行集体居住治疗的尝试,但大多没有推广应用。

让李建华更担忧的是,大部分强制隔离戒毒机构经费不足,集中体现在戒毒学员的生活费缺口较大,医疗费用不足。

他介绍说,云南、新疆、广西、广东等省(自治区)的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因共用注射器注射毒品感染艾滋病的越来越多。而且注射吸毒是丙型肝炎病毒传播最常见的一种途径,强制隔离戒毒所中注射吸毒者感染丙型肝炎病毒的比例也比较高,他们中有相当部分人将会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

他们一旦发病,是把他们赶出戒毒所,还是继续留他们在戒毒所戒毒康复?李建华称,这些疾病需要耗费巨大的卫生服务资源,而现状是大多数强制隔离戒毒所都没有足够的卫生服务资源以及相应的经费,不能为这些患者提供必要的医疗卫生服务。

部分专家提出统筹整合国家戒毒资源的建议以应对这一挑战,而现在,尽管《禁毒法》将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统一为强制隔离戒毒,但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仍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衔接与协调。

为避免强制隔离戒毒重蹈原强制戒毒、劳教戒毒异化的覆辙,他们建议强制隔离戒毒场所脱离公安机关或者司法行政体系,将其归属于侧重吸毒者病人、受害者身份的卫生行政部门,将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作为一种特殊的医疗机构。

但目前,关于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归属之争,主要在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展开。现在有6省将强制隔离戒毒所由公安机关移交司法部门,大部分省份依然维持现状。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姚建龙称,《禁毒法》仅对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管理、运作方式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却没有对其归属这一关键性问题表明立场,而是留下了由国务院规定的悬念。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转型

就联合国机构关于关闭强制性监禁戒毒中心的联合声明向我国政府建议书

纵观全球毒品战争的失败以及我国禁毒工作所面临的巨大现实挑战,其根源都是因为缺乏科学根据和观念错误,这使得我们在工作中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却往往事倍功半。

科学时报:2014-01-20

邱仁宗 翟晓梅 贾平 李建 韩跃红 张瑞宏 刘巍

联合声明及我国政府的应对选项

20123月,12个联合国机构联合发布了《关闭强制拘禁戒毒中心和康复中心的联合声明》,签署这份《联合声明》的联合国机构号召存在强制拘禁戒毒和康复中心的国家毫无迟疑地关闭这些中心,释放被拘留人员。并在社区为需要这些服务的人,在自愿、知情基础上,为他们提供适合的卫生保健服务。这些服务应该包括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药物依赖治疗,艾滋病和结核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以及针对身体暴力和性暴力的卫生、法律和社会服务,以使他们能够重新回归社会。

这一联合声明的提出,是基于下列的事实和证据:

(一)世界各国数十年的经验表明,对使用毒品采取刑罪或惩罚的政策效果甚微,毒品使用者人数以及主要毒品使用量不降反升,毒品使用人群与毒品使用相关的健康问题日趋严重,需要重新审视既往政策并探讨新的应对策略。

(二)过去20余年的神经生物学和神经行为学研究证明,所谓的吸毒成瘾就是药物成瘾的一种,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

我国政府对待《联合声明》的可选择应对方式:

(一)完全不理会联合声明。这种应对方式实为下策。如果我们完全不理会联合声明,这就意味着我们无视这数十年积累的科学证据,无视这数十年来禁毒战争和现行政策事倍功半的事实,说明我们违背了我们长期信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以及科学决策的原则,这不是一种摆事实、讲道理的理性态度。

(二)立即关闭我国目前的强制隔离戒毒所。立即关闭我国强制隔离戒毒所多有不可行之处。广大的参与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的人员,在观念转变之前,难以理解关闭这类戒毒所的必要。人们也有理由顾虑,立即关闭这类戒毒所,可能给毒品使用者,尤其给贩卖者、生产者一个错误的信号,认为毒品可以合法化了,从而给社会带来冲击。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不少强制隔离戒毒所已经处在从仅为毒品使用者提供脱毒治疗逐渐向为他们提供药物依赖治疗和心理社会康复的转变过程之中,在这种状况下提出关闭这些强制隔离戒毒所可能为服务提供者所不能接受。

(三)我们准备建议的应对方式。按照《联合声明》的精神,努力使这些强制隔离戒毒所转变为药物依赖医疗、关怀和康复中心。这种转变需要我们勇敢地去面对过去政策失效的事实,承认目前对成瘾者的政策难以为继,需要政策的改革,但这种改革需要以最低的社会成本进行。其好处是,既能达到《联合声明》的要求,又能使社会更加稳定,避免改革可能带来的过度冲击,或者可使这种冲击引起的负面影响最小化。而我国最近几年来在一些强制隔离戒毒所贯彻以人为本的经验,已经使这种转型具有初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如果转变成功,我们将来不仅可收治阿片类药物的成瘾病人,还可以收治其他精神活性物质(合成毒品、酒精等)成瘾的病人等等,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以公共卫生和权利保障为导向、为社区提供健康服务的药物依赖治疗、关怀和康复中心。

改革毒品政策的科学根据和现实需求

对我国以强制隔离戒毒所为核心的禁吸戒毒体制进行改革的关键是转变观念,树立科学的态度,尤其是积极研究吸收国际上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探寻改革的适当路径。

纵观全球毒品战争的失败以及我国禁毒工作中所面临的巨大现实挑战,其根源都是因为缺乏科学根据和观念错误,这使得我们在工作中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却往往事倍功半。

需要确立的观念之一:吸毒成瘾是慢性复发性脑疾病。

经过数十年悉心研究,科学家已经获得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吸毒成瘾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成瘾者由于长期服用对精神有作用的物质,使他们的脑的结构和功能受到严重损害,进而使得他们产生非个人的意志能够控制的行为。

根据科学证据,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说,成瘾(包括使用尼古丁、酒精、大麻、可卡因、苯丙胺和海洛因等所有可滥用的有精神活性作用的药物)是疾病,不是罪行。药物使用者违法犯罪是因为服用药物使他们产生异常的思维(如幻觉、妄想)和非理性甚至非法的行动(如抢劫);他们需要药物缓解由于神经系统损害出现的戒断症状(强迫性觅药行为);他们需要钱买药物(偷抢钱财);他们出现自我毁损行为(药物所致的精神障碍)。

需要确立的观念之二:毒瘾者是自主能力严重受损的病人。

将非法药物(毒品)成瘾者当做罪犯或违法者对待给予惩罚,其前提除了认为成瘾不是疾病外,还认为药物滥用和成瘾者有完全的自主性;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药物滥用和成瘾者完全没有自主性。对成瘾者的心理行为研究表明,他们不是完全没有自主性,也不是与正常人一样具有完全的自主性,而是自主性严重缺损。他们不仅花费时间和努力来寻求药物,而且也设法和努力停止消费药物,回归正常。

人类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成瘾者由于社会化严重不足,因此他们在被拘禁、受惩罚时,便会更加渴望使用毒品来缓解受压感。

因此,当毒品成瘾者在戒断症状发作时,其强迫性觅药行为不是他们能自主选择的,是他们脑的结构和功能受到损害所直接驱使的,因而他们不能对其行动及后果负有道德和法律责任。但当他们药瘾得到满足,自主能力或理性得到恢复时,他们应对他们所选择的行动及其后果负责。

需要确立的观念之三:为毒品成瘾者提供自愿的、知情的、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权利平等的治疗服务是帮助他们摆脱毒品的关键。

既然毒品成瘾是疾病,合适的办法就不应该是惩罚,而是提供药物治疗、心理行为治疗和社会支持、关怀等综合性服务。

国际上的研究和成功经验显示,吸毒成瘾的治疗需要多元化,药物治疗是治疗成功的第一步。同时,必须为吸毒成瘾者提供心理行为治疗和社会支持,没有单一的方法可以治疗所有吸毒成瘾者。药物依赖治疗必须方便可及,必须照顾到患者的多种需求,病人对治疗提供者和治疗机构的信任和满意度是治疗成功的基础。对吸毒成瘾的治疗应当以科学证据证明为有效的疗法为基础,要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对待他们,像关怀患其他疾病的患者一样关怀他们,并且应当是自愿的和知情的。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要做好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尽可能减少他们所受的伤害和不公正待遇,坚决落实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就会预防一些弱势群体中的人去接近这类药物,这是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

需要确立的观念之四:刑罪化违法处罚不是对待成瘾者的合适政策,也不是遏制毒品泛滥的合适手段。

我国法律将吸食、注射毒品列入治安管理处罚的范畴,而持有、运输、买卖和向他人提供少量毒品亦然。运输、贩卖一定数量以上毒品时则构成犯罪,累计的零包贩卖也属于打击之列。

刑罚或违法处罚的好处是可以抑制毒品的使用和成瘾,但其代价巨大,弊于利:(一)作为刑罚或违法惩治往往事倍功半,不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如果有强有力因素驱使许多人去使用药物,那么这种惩罚是无效的(所谓法不责众),实际上只能处罚和监禁其中一小部分人,例如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只是一部分。(二)催高药物价格,执法越严,价格越高。(三)高价格意味高利润,生产、贩卖集团为了谋取高利润,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暴力。抓捕了贩卖者,很快有人填补空缺。巨大利润可用来引诱执法人员和官员腐化。(四)给药物使用者贴上社会标签导致污名化,促使药物使用者行为角色化。WHO进行的国际调查表明,药物成瘾是18种疾病和残疾中最受歧视的。(五)药物使用者(毒瘾者)被作为社会敌人对待,他们被妖魔化,执法力度越大,越容易侵犯个人权利,也越容易导致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因而将使用毒品、拥有供自己使用的少量毒品,甚至种植、生产、购卖为自己服用的少量毒品去罪化或者去罚化就成为国际上立法的趋势。

当成瘾者处于有行为能力状态时,对其进行治疗应获得其知情同意,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强制治疗的必要性。当成瘾者处于不能自主决定阶段时,在一定条件下不排除进行强制性治疗或强制性实施已经同意的治疗计划,但在强制治疗后行为能力应定期评估,如评估其有行为能力则可在强制治疗后补行知情同意程序。这种知情同意被称为过程同意,在其中将成瘾者与治疗者之间的关系看做伙伴关系,要求不断协商;不断测评病人行为能力,不管最初测评结果如何;知情同意是一个合作过程,而不是对病人的一次性的权威判断;对病人的治疗需要作出个体化的、以证据为基础的决定。

建议

一、综合评估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状况并形成改革研究报告。

由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公安部和卫生部以及外部独立专家联合组成独立评估团,在我国东、南、西、北、中部地区各选一至两处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调查评估,评估目前采用的治疗方法是否有效,有多少人接受这样的治疗后成功摆脱了毒品,从公共卫生经济学角度评估强制隔离戒毒投入产出比以及和复吸率间的关系。从法律和人权保障的角度评估其所提供的公共卫生(尤其是艾滋病和丙肝)服务质量和对于在押人员的基本权利保障状况,从而对今后全国范围内的强制隔离戒毒所依照国际标准和公共卫生导向,进行规范化管理和进一步转型工作作好思想和实践储备。

二、推动现有的强制隔离戒毒所转型升级,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

(一)现有的强制隔离戒毒体制对于戒毒和预防及缩小吸毒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存在着制度性缺陷。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一方面需要提升并规范现有戒毒所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需要鼓励社区的、民间的戒毒中心的积极参与,并进一步推动现有的戒毒所转型。

本建议书所指的转型的目标,是指在提升现有戒毒所管理水准、规范其管理程序的基础上,逐步将其转化成对吸毒成瘾者进行治疗、关怀和康复的医疗和社会服务型机构,从而使其更加具备公共卫生导向,并符合国际通行的权利保障的基本原则。该类型的机构可定名为:药物依赖治疗、关怀和康复中心。

(二)无论是现有的戒毒所还是社区或民间的戒毒中心,其配备的工作人员应当以医务人员(或者受过良好医务训练的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为主(比如2/3),司法人员或者公安人员为辅。我们建议,应当规定每个戒毒所的医务人员都应该受到正规的、药物依赖治疗专业的训练,并持证上岗;社会工作者的录用也应当达到一定的标准,并接受基本的医学及心理学等相关培训;具体办法可由卫生部协同司法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制定。

(三)按照药物依赖的医学标准对病人进行诊断和治疗,公安人员在确定具体的毒品使用者是否成瘾者时,需得到并出具明确的、以证据为基础的、独立的、有合格医生资质的人士或单位出具的医疗诊断书。

戒毒所和社区戒毒中心在接纳吸毒成瘾者时,应当负有审查诊断证明的义务,如果无法出具合格的诊断证明,戒毒所和社区戒毒中心应拒绝接纳该吸毒者进所/中心。

管理这些机构的公安部、司法部和卫生部应当联合制定更为详细的、有可操作性的吸毒成瘾者进入戒毒所/中心的条件、程序、定期治疗效果评估制度、康复进展状况报告等制度性规定,以及离开戒毒所/中心、转入社区康复的条件和程序等;并规定吸毒成瘾者有选择进强制性戒毒所还是去社区或其他自愿戒毒医疗机构进行治疗的权利。

(四)戒毒所(中心)应当提供药物治疗和心理、行为治疗,并关注成瘾者家庭和社会支持、康复、文化学习、职业培训、正当娱乐和体育锻炼等因素;有效降低传染性疾病尤其是艾滋病和丙肝病毒在接受戒毒者当中的传播;提倡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分流制管理,即允许他们离所治疗。

20134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颁布了《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规定》,并将于201361日起施行。其中第五章和第六章规定了强制戒毒所内的治疗康复和教育,第三十七条作出了分流制的规定。该规定注意到了强制戒毒所内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有所改变,这是值得欢迎的。但强制戒毒本身需要改革,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其大规模建设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尚未为规定起草者注意,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三、逐步推广由民间及多元化社会力量举办的药物依赖治疗服务。

目前,我国的吸毒成瘾治疗几乎完全是由政府包下来,社区、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参与的空间非常有限。大一统的、几乎是占主导地位的强制拘禁戒毒模式是不可能满足不同类型吸毒成瘾者需求的。因此,戒毒工作应尽可能多地给社区、慈善机构、社会团体、志愿者组织、民间组织、宗教组织以更大的工作空间,让它们发展有效的和多元化的戒毒模式。

(一)制订全国性的药物依赖治疗、关怀和康复中心的章程、治理规范、标准治疗和工作人员行为守则,建立由中心各参与设立方代表参加的董事会或指导委员会,建立统一的管理和监督机构。

(二)中心接受药物依赖服务的家庭监督、社会监督。通过社交媒体加强透明度并加强和社会各界人士、网民的沟通。

(三)中心的经费支持可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经费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资助,并鼓励民间公益性基金会、企业和慈善人士的参与,放宽境外专业组织或者慈善机构进入门槛。出资方每年对中心的管理方式、服务质量和治疗效果、成本效益等进行评估,从而决定下一年度的经费投入。中心是非营利性的公益机构,但中心可以适当要求戒毒者支付占总成本一定比例的费用。向政府或者其他社会各部门筹集资金以弥补剩余的成本费用,费用的使用应当透明化。

四、修订相关法律,理顺现行戒毒体制。

参照联合国12个机构的联合声明的建议以及全球禁毒政策委员会报告中的原则和建议,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在适当的时候,尽快启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程序,明确强制戒毒、社区戒毒、自愿戒毒和社区康复的关系和程序,减少现行法中不甚合适、过于模糊、易被误用或滥用的规定,从而更为有效地治疗患者,保障人权,打击犯罪。

作者简介:

邱仁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翟晓梅,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主任、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伦理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贾平,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官,达沃斯论坛代表。

李建华,356bet如何提款_356bet注册地址_356bet体育所长。

韩跃红,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前院长,教授,中国科协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张瑞宏,昆明医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科协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刘巍,北京陈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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